广阳风物

廊坊原来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沙荒地，冬春季多风，黄沙蔽日，行人睁不开眼。风沙大时，外面刮风，屋里点灯。后来，这里建起一个寺院，叫琅珐寺。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侯安、侯敖兄弟二人，在琅珐寺附近落脚安家，此后迁来之民逐渐增多，形成一个小村落，人们议决，指寺为村名，叫琅珐村。到明朝末年，琅珐寺内有个和尚叫马奉经，外号“马蜂精”，横行不法，还经常去京城做案。官府探知，派兵捉拿马蜂精。马蜂精闻风逃跑，官兵没捉到人，放火焚毁了寺院。村里人为避嫌疑和灾祸，纷纷迁徙，大部分搬到北面地里盖房居住，觉得原来的村名不吉利，于是取其谐音，改称郎房村。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京山铁路通过这里，修建火车站时，写站牌的人没细问“郎房”二字，提笔写成了“廊房”。村中识字的人见到牌子，立即去找有威望的老中医侯怀玉。侯先生思索片刻，说：“改成‘廊房’好，成为有走廊的里巷了。”村名也改为廊房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八国联军在廊坊火车站遭重创，义和团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廊房大捷”。为了镇压“义和团”，德国军队将原来的铁路和车站进行改建，车站向西北移了500米，将原来的车站连同“南小庙”一起烧掉，廊房村也被烧掉，被迫向东北迁移500米左右，进行重建，改称“小廊房村”，以区别火车站的廊房。洋人强迫小廊房村搬迁后，按户给了一部分迁移费，这些迁移费由小廊房的侯子珍和大官庄村一个姓周的二人管理并负责发放。后来人们发现他们俩有贪污行为，义愤轩然。二人无奈，用迁移费剩下准备贪污的款项在铁路南建了一所完全公立小学，就是现在的廊坊市第一小学。

改建后的铁路由单轨变成了双轨，车站的房子也多了、票房也大了、设施也比较齐全了。随之，车站周围开始兴旺起来。当时芒店村的一个瓦匠带领着徒弟们，为周边一些有钱的人家在火车站附近建门市部与住房，有好几处四合院。廊房的商业越来越发达，人口增多，形成以火车站票房（候车室）为中心、三面是商业门市的三角地带商业区，叫三角地。三角地平常买卖就挺兴隆，每逢集日更是热闹。人们赶集上庙的，觉得不来“三角地”逛一逛，买点东西，就等于没来廊房，因此方圆近百里都知道廊房有个叫“三角地”的地方。

1930年，廊房的商户和百姓们为防御水患 and 匪患，集资修建土城，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修建城门，昼开夜关。城门上的大牌匾是小廊房村的晚清秀才侯子珍书写的，落款是他儿子侯永庚的名字，因为侯永庚是当时的廊房镇镇长。

1948年12月，廊房解放时，廊房镇人口万人左右，初步形成了以东大街和东小街、南大街和南小街、西大街和西小街、北大街和西后街八条街为主的城镇格局。1950年，因永定河、龙河水患，安次县委和政府机关由老安次县城移至廊房镇。这时，出现了“廊房”和“廊坊”混写的现象。197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地区改为廊坊地区，“廊坊”的名字才确定下来。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至1897年，英国修建京山铁路，设廊坊站。铁路上建站是根据里程规定的，原定站址在郎房村东南，已经立上木牌，命名为廊房车站。因站址处在旧河道大洼地，需动用土方量太大，承办人研究后将站址西移1.5公里，站名未变。廊房站为三等小站，有站舍30多间，两间候车室不足50平方米。五、六名警察没有宿舍，借住在与车站隔路相望的裕德石油公司院里。但这个简陋的三等小站，在廊房的历史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廊房走向世界。

廊房站建成后，不仅为廊房人开辟了走出廊房的窗口，上京下卫十分方便，也带动了廊房商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商业摊点在车站兴起，客栈、饭店和经营煤炭的也在廊房落户。在军事上，廊房处于京津门户要冲，位置十分重要。廊房站建成一百来年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大事几乎都与军事有关。

1899年，义和团首先在山东兴起，到1900年初，已传遍直隶各地。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烧教堂，杀洋人。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入华，保护他们的侨民和利益。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集结兵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乘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得知消息后，拆毁铁路，沿途阻击。八国联军一边修路，一边行进，一天只走了40多公里。6月11日下午，在距落垡二里左右的铁桥附近，倪赞清、纪干臣、王涛、高景太、唐凤周等人率领义和团二、三千人包围了正在修复铁路的八国联军，从铁路两侧冲入敌群，展开了肉搏战。这次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八国联军的威风受挫，被围困在落垡。

6月13日夜间，联军分两部，一部分留守落垡车站，西摩尔率大部分北上。义和团沿路破坏铁路，联军被迫“抛锚”在廊房车站。次日凌晨，双方发生了激战，义和团也用上了“大抬杆”，杀伤力较强，彼此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是日，落垡守军又被包围，西摩尔派炮兵去解救。

6月14日中午，倪赞清等首领召集义和团三、四千人，大抬杆在前，大刀长矛在后，向联军发动猛烈攻击，战场在火车站西头的墩台村一带。很多民众有的扛着铁叉、三齿，有的拿着勾镰、扒锄赶来，或直接上了战场，或在战场附近助威，军芦村音乐会到阵地上奏起了《鹅浪子》，以壮士气。下午两点左右，高景太率北昌义和团勇士打头阵，再次向龟缩在车站内的联军发起进攻。不久，清军甘肃提督董福祥部武卫军步、骑兵两千多人，由姚旺统领率领，从南苑赶到廊房，与义和团取得联系，共同抗击侵略军。战斗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要落山时，打死打伤侵略军300多人，500多名义和团勇士和200多名清兵捐躯沙场。八国联军不得不退回杨村驻守，西摩尔叹息道：“义和团所用设有西式枪炮，联军必全体覆没。”

从天津到北京120公里，火车两三个小时即可到达，但八国联军走了三天才到廊房，第一天走了46公里，第二天走了16公里，第三天走了5公里，才挣扎到廊房。先头部队越过廊坊只有3公里，就被迫退守杨村。当晚，倪赞清率领团民追到杨村，又击毙了一个营棚的40多个侵略军。次日，八国联军抢掠一番，逃回天津。至此，八国联军乘火车进犯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

6月底，义和团为庆祝大捷，悼念阵亡将士，在墩台村召开了祝捷大会，芒店村二师兄唐凤周主持大会。他宣布放神枪、吹得胜号，号角声和着几十响三眼铳的声音响过，他念了自编的一首诗作为开幕词：“螺号响，团民到，廊房车站杀洋毛。洋毛子嗷嗷叫，死的死，逃的逃。洋毛子哭，我们笑，祝捷大会开幕了！”

后来，义和团被清政府和八国联军剿杀了，倪赞清牺牲于北京菜市口。但廊房大捷载入了中国近代史的史册，廊房的名字在世界上响起。廊房一带流传下来大量的义和团故事和歌谣，成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民间蕴藏养育了民间文学家张士杰和一大批从事义和团研究的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1977年，安次县文化馆的孟宪臣、郭凤梧创作传统剧《廊坊大捷》，在河北省《大舞台》发表，并由廊坊地区河北梆子剧团排演。1991年6月，在廊坊召开义和团研讨会，全国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结集出版《义和团廊坊大捷》。2000年，单田芳把李铮描写义和团的小说《遍地英雄》改编成长篇评书，在廊坊电台长书频道播出。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人（今属安徽）。北洋军阀皖系将领，陆军上将，威远将军。他是晚清秀才，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祺瑞抵制，被袁世凯免职。1916年袁世凯死后，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徐树铮策动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声讨张勋，任陆军部次长。

徐树铮将军从小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也常怀忧国忧民之心，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崇敬之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但是，自古就是中华领土的外蒙古却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极少数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他们也是当时中国高层仅有的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切失土的两个爱国者！尽管后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蒙古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对德战争。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从日本借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1919年，德国战败，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把目光投向了长期分裂的外蒙古。10月，37岁的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乌兰巴托）进发，一路上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大有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势。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软禁。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徐树铮成为创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国家统一大业的中华英雄。

徐树铮在外蒙古做了许多有益于蒙古的事，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办报纸、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在离开外蒙而外蒙再次分裂的日子里，他与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促成南北和解。1925年，时任段祺瑞秘书长的他由北京乘火车去天津，驻在南苑的冯玉祥探明消息，立即用电话通知其驻廊房的部下师长张之江：“在廊房将徐树铮拦截逮捕，就地正法。”张之江命令站长，徐树铮的专车来廊房，不准开绿灯，并用车箱将铁路堵塞。车停后，徐树铮感觉不妙，谋图化装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即躲进一节外国人坐的车厢里。搜捕士兵见专车内无人，便搜查其它车厢，将徐树铮抓住，已是深夜。遂带至安次县第四小学，叫开门后，简短询问几句。徐树铮泰然自若，被枪杀于学校门外西南角土壕边的一棵花椒树下，英年43岁！徐死后，老百姓不知情由，三天无人收尸，被野狗撕食，残骸由当地人掩埋。

徐树铮将军是段祺瑞的灵魂，有极强才干，但锋芒毕露，过于骄狂，胆大敢干，树敌太多。冯玉祥杀他，当然有政敌的原因，但他当年杀了陆军上将陆建章，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陆建章是冯玉祥长官，有知遇之恩，且将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了他，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又在冯部下任职。

刘殿元，大官庄人，铁路扳道员。1937年7月底，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廊房车站日军，刘殿元从闸楼出来，大刀迎面砍来，他忙叫：“我是中国人！”但刀已落下。伤好之后，他头上落个大疤，见风就疼痛，因此头上总缠一条白毛巾。“文革”时期挨整挨斗，红卫兵逼他交待问题，三番五次审问，刘殿元终于说：“我是有罪。”红卫兵：“快说，什么罪？”刘殿元说：“我一辈子吃铁路，喝铁路，还祸害铁路。”红卫兵：“老实交代，你是怎么祸害铁路的？”刘殿元说：“我往铁路中间放石头，不让火车过。”红卫兵兴奋异常，以为将要破获什么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团伙：“你们有组织没有？谁是头儿？”刘殿元说：“有，谁是头儿，实在想不起来了。”红卫兵：“你们开过会没有？”刘殿元说：“开过，在长辛店大厂开的，当时是五个人。”红卫兵：“都叫什么？”刘殿元说：“记不清了，我负责北京天津路段。”红卫兵：“好好想想，你们的头儿叫什么？”刘殿元说：“好像叫什么祥。”红卫兵揶揄道：“不会是林祥谦吧？”刘殿元说：“对，他就叫林祥谦！”原来，刘殿元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只是他没有文化，说不清楚。

他在1936年6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安定车站的扳道员翟春芳介绍，单线入党。为此，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李颉伯曾来廊坊证实此事。李颉伯原是地下党铁委成员。与刘殿元同时入党的还有沈小田，他们给铁委送情报，如日军军用车载人或载弹药多少节车，由哪开来，开往何地。后刘殿元被敌人发觉，曾抓他，他跑到德州。有一次，他被打伤了，去北京住医院，李颉伯曾给他送去50元钱。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抓捕沈小田，他逃到解放区，到廊房解放才回来。“文革”时期，沈小田也遭到迫害，含冤去世。

历史事实查清后，北京铁路局把刘殿元接走，给他分了房子，享受专人服务和专车待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卢沟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而日军的辎重和人马也从天津源源不断地通过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防地廊房，向卢沟桥地区增援，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战争场景：三十八师官兵眼睁睁地瞅着这些鬼子平安通过自己的防区源源开到卢沟桥去打三十七师的弟兄！这源于二十九军领导层受了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又从反面接受了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失败的教训，对抗战失去信心（宋哲元在喜峰口抗战后曾有“谁再相信蒋是真心抗日谁就是王八蛋”的激愤之语），为了保住平津的地盘和自己的实力，对日本侵略军始终抱有幻想。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还认为是地方事件，就地谈判解决。与敌人签订的临时协定中有“如有日军列车过往，不经廊房驻军许可不准放行”，来往列车得通知廊房情报站。可是日军向北平增兵，始终没利用铁路运输，而是从天津徒步行军开向前方。由于日军兵力尚没大批增援上来，所以才集中力量在卢沟桥作战，对廊房方面暂不进攻。因此七月七日卢沟桥打响了，廊房无战事，驻军执行“备战避战”政策。

在卢沟桥战争未爆发前，第二十九军虽然处在三面被围之中，但几年以来都是和平练兵，思想上既没高度的警惕，在行动上也并没有相当的备战措施。七月七日到二十五日廊房战斗打响，仅十几天的时间，廊房驻军才做了些简单的备战工作，构筑了简单的工事，把随军家属送回各自的原籍或转移他处。

廊房是京津之间的军事要地，势在必争。七月十一日，五、六名日军携带两笼通讯鸽，以“检查通讯”为借口向廊房驻军挑衅。驻军研究后传令官兵不准到火车站去，由安次县廊房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耐心向日军说明情况，未许他们到处转转的要求。此后这类挑衅事件越来越频繁，人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强硬。驻军选派机灵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局长与敌人周旋。有一次，十几名日军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房车站，下车后佯作无事闲逛的样子。有一日本兵爬到电线杆上，四下张望，发现房顶上驻军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公安分局局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什么他们正在值勤之际，中国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经公安人员劝解，才算完事。

二十三日傍晚，天津车站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刚开往北平”。由于杨村、落垈两站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全部工具都跑到了廊房，结果日军的兵车没法开过来。

七月二十五日的下午，驻军接到北平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房开去，严加注意，并指示“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但日军到达廊房后，要求宿营，遭到我方严拒。谈判还未结束，日军就开始行动了，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驻军还是派公安分局局长前去交涉，要求日军：“停止构筑工事，马上离开廊房，否则发生冲突，由你们负责。”日军这时进一步提出强硬要求，要我驻军退出营房让他们宿营，他们就停止构筑工事。师部命令不能让出营房，也不能先开火。驻军将士义愤填膺，却只能等着敌人先开火再自卫。

战斗终于爆发了，当团长崔振伦查到第九连阵地时，宋连长说是一个叫王春山的列兵集合了五挺轻机枪，没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崔振伦说：“敌人先打了咱，咱当然也要打敌人。”事后，崔振伦想，宋连长所说的一个列兵集合了五挺轻机枪，先向敌人开了火，恐怕这是宋连长亲自办的，不然一个列兵怎么能够集合五挺轻机枪呢？他是怕负责罢了。廊房的抗日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因为敌人没重武器，只有重机枪、小口径炮，特别是立足未稳又加上他们轻敌，所以伤亡很大。当时已进入黑夜，只听见敌人的伤兵鬼哭狼嚎。敌人曾数次使用猛烈火力作掩护，抢运伤兵，均被击退。

这次战斗我军是以主待客，早筑有一定坚固程度的工事，又违背了上级命令，先敌开火，争取了主动，因之伤亡不多。但是他们估计，敌人这次伤亡很大，又没撤走，决不会罢休。决定在拂晓前，将车站的敌人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以便天亮后对付增援的敌人。可是半夜十二点左右时，传来消息，北平方面敌我双方都已经派出调解人，乘汽车前来廊房进行调解。按时间计算快来到了，所以放弃了拂晓前歼敌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天明前把旅部、团部撤至营房以内，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对付敌人拂晓进攻和增援之敌。

果然，天津之敌开出兵车一列前来增援，并飞来九架战机，分三个组在我驻军营房上空转了一圈即开始轰炸。紧接着又来了六组十八架，轮番侦察、扫射、轰炸。由于营盘面积不大，纯系沙土围墙，素无坚固的防守工事，驻军撤至镇外，和敌人野战。四门八二迫击炮集中向敌人射击，用活动阵地的方法，每放上五六炮，就迅速转移阵地，再向敌射击。步兵利用高梁、芦苇隐蔽，向营房接近，向地里射击，投掷手榴弹。但敌人始终不出围墙。敌机终日保持着九个组二十七架飞机，协助其地面部队作战。

二十六日，驻军与北平、天津的联络中断，无法了解卢沟桥方面的情况，得不到上级的指令，只好撤出廊房，转移到安次县城关。日军完全占领了廊房。

二十七日夜，崔振伦和旅长决定由他带领一个营七个连的兵力向廊房进发，夜袭廊房火车站。廊房之敌在战斗两天后，伤亡颇重，立足未稳，守备人数约在一个加强连左右。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均是伤兵，没有战斗力。我军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多两倍，加之对廊房的地形、市街又熟悉，士气也旺盛。大刀队为前锋，趁黑摸进车站，率先杀敌。敌人的伤兵及护卫医务人员全被歼灭，守备之敌除死伤外，大部仓惶逃走，只有少数躲在建筑物内的未及逃走。如果我军不奉令撤出，必能全歼残敌，夺回廊房。

廊房抗日战争虽然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对卢沟桥保卫战的全局关系非常重要。对天津方面的敌人，起了很大的钳制作用。

铁路天桥曾是廊房标志性建筑，它是以毛石为基础，钢结构，两跨、三墩、三处上下、双“之”字型的行人过路天桥，高12米多。铁路天桥是日本人在一九三八年建造的，施工工艺采取钢材骨架全铆技术，全桥的所有接触点都用长短、大小不一样的铆钉铆接而连成的。据说，当时建桥的时候光是大炭火炉就有好几个。这边把铆钉烧红，那边马上就得趁热用专用的工具把相连接的钢材铆好。有的一处连接点就要并列好几个铆钉才行，其中涉及主跨处的连接点一处就有二十四个大铆钉。整座天桥用了多少大大小小的铆钉？恐怕没人知道。

天桥兴建之初并不是供人们跨越铁路用的，主要是供在廊房站上下火车的旅客用的。由于廊房火车站处于北京和天津两大始发站中间位置，所以两头对开的火车正好在廊房对头相会。廊房火车站的站台长度有时容不下停靠客车的全部，上行车的尾部常常停在天桥下边的平交路口上，而下行车的火车头也刚好停在天桥下边的平交路口上。这种情况每天至少出现两次，还不算其它在廊房车站停泊的车次。每次停车的时间一般有三到五分钟，如推迟会车、让车时，停车的时间就没准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准备过铁路的一切大车、小辆，都要停在路口两边的横竿以外，等火车离开后再通过。而行人和自行车呢？因为有了天桥就不需等了，上天桥便可以通过铁路。重要的是在这里上车、下车的旅客，去北京方向的旅客则不管有无停靠火车，都必需要在检票口检完票后，通过天桥去往第二站台或第三站台方能上车。而同时下车的旅客也必需通过天桥，才能到达设在第一站台的检票口验票出站。旅客如果行李多的话，则可以在第一站台先办理托运后再去上车。那时候从廊房去往外地，坐火车是唯一的最佳途径。当时别说是由廊房去本县的葛渔城、东沽港等南部乡镇，很多人都是由廊房先乘火车到天津，在天津北站或是西站下车，再换乘别的交通工具往回返，以抵达目的地。因此，廊房火车站当时非常繁忙，这也是廊房三角地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铁路天桥还是一个游赏的去处，盛夏的夜晚，人们可以到天桥上乘凉，欣赏周围的夜景，尤其是火车从身下通过时的强大震撼，让人感觉到人类文明的力量，令人倍感自豪和兴奋。

1989年，廊坊站迁新址，老火车站停用。2002年，由于全国铁路提速安全指数的要求，铁路天桥被北京铁路分局拆除。

东营盘始建于1900年，占地五、六百亩，是八国联军的德国军建造的营房。因座落在火车站东边，人们称之为东营盘。当时，这里是廊房村，德军限令居民4小时内搬走，多数未搬者被焚毁，建成两幢二层西式楼房，蓝砖，土围墙，门正南，门上方悬一个十字架。门洞宽三米多，长九米多，高四米多，下半截用大石料，上半截用大蓝砖，发碹，长条石铺地。门前一座石桥，护城河环绕，水深一、二米，里面生长着鱼虾田螺与水草。建筑图纸是德国人带来的，工程由李桑园村木匠陈恺、瓦匠刘明承包。

廊房村被强占后，侯子真、康善承、周迈千等去索要占地款，每亩地给40块银元。东营盘里面有很多梨、杏、桃树，德军在这里驻扎一年，1901年9月底撤走，警察局雇佣数人管理营盘内外的树木，看管房舍。1916年，冯玉祥将军率第16混成旅驻扎廊房，对东营盘进行扩建，新盖平房五排，每排可住一连人；靠东面盖马厩四排，并将面门改为东西门。修建了“劝忠祠”，有石碑、匾额，记载着牺牲官兵的名字，供士兵和民众凭吊，教育人保国为民。1937年，日军入侵廊房时，东营盘被炸毁。日军占领廊房后，又进行了重建，将东门堵死，改走西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守护三团、十六军一部分在这里驻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驻县粮食局、分区民兵教导队。安次县人民政府在西南角的菜地和花园部分建成了安次县烈士陵园。1973年，东营盘西部改建为廊坊市工具厂。

三角地是因火车站而自然形成的商业区，面积不是很大，连同四个大的出入口，占地五亩左右。沿铁路的这一边最长有七十多米，另外两边都不足五十米。但它近百年的辉煌历史，深深地烙在廊房的记忆深处。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铁路和车站建成时，这个地方是一片沙地，打了一眼砖井，种了几棵杨树，为贩夫走卒歇脚之处。三角地得名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鸿升号经理王少升在此地东面盖起三间座东朝西的房子，使这块地形成三角形，人们因形称之。

三角地的地理位置好，正好处于廊房镇的中心地带，本地的人们到这里来购物交流都非常方便。这里交通便利，有大小出入口六个，四个大的能走汽车和马车，两个小的只可以走行人和自行车。这里不但可以通往东大街、东小街、北大街、西后街，而且通过铁路平交路口或铁路天桥还可以通往铁路另一侧的南大街和西大街。

到1937年，三角地已经兴盛起来，摊贩越来越多，三个边都是朝内的门市和商店，中间又加上一些固定摊点，有搭棚的，有盖简易房的。这里经营的商品种类最全、档次最高、样式最新。在这里喝个茶、吃个饭、歇个脚、住个店都非常方便。

每逢大集，廊房各主要街道都可以摆摊设点做买卖，唯独三角地摆摊的人特别多。从天桥上看去，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水井座落在三角地向东的东大街，1905年左右，由大官庄瓦匠王子成凿甃，深30米，井口直径约2米，是廊房最大的井口。井泉又冲又甜，清冽异常，远近的人都来这里挑水。这眼老井养育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1916年，冯玉祥率16混成旅驻扎廊房，士兵们曾到这里挑水，因井口大，中间横上一块大木板，木板两边可容四个人同时打水。1951年，井里曾淹死一个人，封闭月余后，组织人淘净才继续使用。1952年，东大街一户姓金的人家找来一块大石板，凿出四个提水孔，安在井口，既方便人打水，又安全了。从此，人们便称之为四眼井了。

冬天的早晨，井里的蒸气从四个打水孔袅袅升腾，使生活变得温馨起来。尤其是赶上下大雪，一夜之间，打水孔变得只有拳头大小了，热气更加浓郁，在凛冽的北风中飘散，像四股喷射的温泉，十分壮观，成为隆冬的一个景象。

廊房的妓院始建于1919年，在南小街北头大坑沿一带，起初四、五家，有四喜堂、永乐堂、双乐堂等。到1930年代，发展成一条小胡同，有十来家，人们称之为“东南角”。南大街轳辘把胡同也有两三家。妓院里头有老板娘、姑娘、茶壶手。妓女的来源有的是被拐骗来的，有的因家庭变故走投无路被迫卖身的。她们的名字大都根据其体貌特征而起，如小苹果、大洋马、小白鞋。妓院门口红红绿绿，写着堂号，贴着红对联，稍有褪色就换新的，总保持着新鲜。夜晚，门口挂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堂号。开妓院的老板心狠手辣，好人干不了，都是又臭又硬的主儿，有“门头”，背后有人撑腰，给他们当顶门杠。到了日本占领时期，三角地的顺兴胡同也有了妓院。

三角地的茶摊儿一直见证着这里的繁荣，到1990年代初，才退出历史舞台。1960年代，这里的茶摊儿最盛行，有五、六处。一张长条桌子，几只凳子，或两条长条板凳，一只大茶壶，桌上扣几个大茶碗，旁边点上一只小煤火炉，这大碗儿茶就卖上了。干这一行的也没有可叫卖的方式，顶多是卖茶人手里拿着抹布，一边擦着茶桌一边嚷两嗓子：“喝茶！”二分钱一碗是当时的通价。客人往板凳上一坐，茶主人马上掀开一只大碗，拎起大茶壶斟满，往客人眼前一放，就算一宗买卖成了。别看买卖小，好的时候一天能净赚一两块呢！（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多元）如果是大集或是夏季天热的时候，喝茶的人还得排队呢。那时的茶摊儿，有的是街道办的集体性质的，多数是个人的。那时通讯还不发达，小小的茶摊儿是个消息源，在这里喝茶的人哪来的都有，八方信息也就在这里集散，成为人们谈天说地的地方。

茶摊儿经营最好的要数闫大妈了。她和气可亲，一边干活儿一边跟客人聊天，对问路的外地人热心指点，还用帆布和竹竿支起一个帐篷，为客人遮阳挡雨。她每天从上午九点左右出摊儿，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收摊，午饭在茶摊儿上吃，把自己带来的干粮在煤炉上烤一烤，斟上一碗茶水就是一顿饭。夏天，她每天做一大盆酸梅汤，盛到一个个玻璃杯里凉着，上面盖一块四方的玻璃板。闫大妈的茶摊儿一摆就是几十年，直到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露天茶摊儿消失。

1970年代以前，人们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小人书很流行，大多都是故事类的，也有科普类的，认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还能通过看图画认识一些新字。人们想看小人书，很多人又舍不得买，或者买不起，互相传借，仍然满足不了人们的愿望。有人便把自己和亲戚家的小人书聚拢起来，再加上低价收购来的，少的几十本，多的几百本，在大街上找一个地儿，铺上一块布，二分钱看一本。小人书只能就地儿看，除了熟人是不准拿走。这种方式非常受欢迎，很短时间就发展到了十多个摊点。来看书的一般是中、小学生，也有大人光顾，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来看书的人非常多。赶上好看的小人书，把孩子们吸引成一团，争相来看。小人书摊儿主要摆在东大街的新华书店门口、电影院门口和学校门口。三角地的小人书摊儿有两三家，其中一家在火车站候车室门前，地理位置好，冬天里既向阳又背风，旁边就是闫大妈的茶摊儿，看书的人喝茶方便，喝茶的人看书也方便，生意非常好。

1965年腊月二十三，是廊房大集，在三角地出入口及往东长五六十米、宽十几米的一条街上的爆竹市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一过了腊月二十一，不管是不是集日，天天都有爆竹市。刚下过一场大雪，向阳处的积雪已经融化了，背阴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爆竹市场的这条街，阳光被南面的墙遮住，地面上有雪、有冰、也有泥，卖爆竹的人们拉着、挑着、背着各式各样的爆竹，很早就都赶来了，生怕来晚了没处摆摊儿。十点多钟是最热闹的时候，叫卖声、还价声、二踢脚、黄烟炮、花炮、麻雷子、豆梗鞭爆炸声，嘈杂成一片，热闹非常。十一点时分，在爆竹市场靠西的地方，一辆车上的爆竹就突然炸响了，连着这辆车旁边摊上的爆竹也都响了，并且急速向两边蔓延，顿时整个爆竹市场都响成了一片，各种爆竹四处横飞。市场登时大乱，人们喊叫着四散而逃。

有一个卖爆竹的老人急忙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试图把放在鸡笼里的爆竹盖住，可还没等盖上，鸡笼里的爆竹也响了起来，吓得他马上扔掉了鸡笼。就连人们放在衣兜里或在布包里的爆竹也都响了起来，有一个人一看事不好，赶紧用双手捂住装在衣兜里的爆竹，往市场外跑，可还没跑几步，衣兜里的爆竹也响了起来。这时就听见有人喊：“炸爆竹市了！炸爆竹市了！”一时间人们的喊声、爆竹声、牲口的嘶鸣声交织一起，硝烟弥漫，把太阳光都遮住了，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整个爆竹市场一片狼籍，到处都是冒着火星和黑烟的爆竹皮，一个个盛爆竹的筐和鸡笼被烧毁，也冒着火星和浓烟。人们清醒过来，有的人扑打自己身上的暗火，有的人让别人帮忙扑打。这边一个人全身起火，在雪地上打滚儿；那边，一个眼睛受伤的人正被几个人拥向医院。人们的脸上都被熏得黑乎乎的，余悸未消地清点着自己的东西，大人孩子们在地上寻找着没有响的爆竹。

这场爆炸一直没有弄清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炸市时，爆竹市场内所有爆竹都自爆了？幸亏当时的爆竹威力不大，没有引起火灾，也没造成人员死亡。但打这以后，廊房一年一度的爆竹市场就移到村口外民房少的地方去了。